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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济议题上面，对于学者指出基本工资调涨无法改善失业率与低薪问题的说法，表示认同的有56.9%，表示不认同的有29.0%，未表态的有14.1%。在时事议题上，对于“国安”人员私烟案，蔡英文当局的调查过程和相关人员处罚方式是否感到满意？表示满意的有22.9%，不满意的有53.5%，未表态的有23.6%。

陆奇用大权在做完方向调整、人事重组之后，权力似乎到了重新定义时。在尹生看来，第二阶段是公司建立什么样的治理结构，决策机制是什么，可能考虑的是5到10年的一个选择，再往前走，涉及到人工智能、信息流如何布局，这都是需要真金白银去投入的。‘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多，但真正的变革者很少。’在尹生看来，在微软的经历能说明陆奇是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，能负责一块核心的业务，但他缺少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能做一个变革者，也许当时在他看来，百度就是这样的机会。

所以真正要使预算绩效管理受到实效，应该以风险为导向，有风险理性、风险思维实时去思考，我这样的支出，我这样去花钱，我这样的政策，是在化解风险，还是在制造风险。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注重宏观绩效和整体绩效。无论是事前的绩效目标分析，还是事后的绩效评价，应超越会计学意义上的指标导向，从重大风险问题出发，落脚到未来重大风险问题的解决上来。我们现在往往存在着从财务会计指标，这么一个角度，从指标导向去讲究绩效。所以现在在不同的领域，不同的项目，收集了大量的指标，去测量有没有绩效，去评价有没有绩效，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误区。从这么一个路径去解决问题，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所以绩效的问题上，我认为应当要转变一下思路。

当我们从线上层面看到，资金使用的这种碎片化，其实现在是相当严重的。我们在现实中，资金使用政府的各个部门，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使用，22万亿的这么一个巨额的资金，这么多的部门，这么多层级的政府，怎么才能有效的把钱用好，怎么样避免这种碎片化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大的风险问题。因为这个意味着我们国家治理的效能，所以国家治理效能有多大，从资金使用的碎片化程度，它整合的程度，就可以去判断。

每当听到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，我就想提醒这些朋友，重温一下高中政治课本，重温一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形成、迄今尚未修改的共识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人多、底子薄、起步晚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。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这个初级阶段很可能持续一百年。

二是提高绩效目标的透明度，只有在目标透明的条件下，花钱和办事才不会脱节，才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从而转变为内在动力，主动性、创造性地把钱花好和把事情办好，才能避免胡乱拍板和乱花钱。第三是权力与责任对称，这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和业务管理流程的再造问题。绩效管理任重道远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完成的，当然这也是理想的状态。这个转变的过程，恐怕需要我们理论的创新。